来源：全球化智库CCG
2025年6月30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到访全球化智库（CCG）北京总部，围绕历史视角下的全球绿色转型与中国角色这一主题发表演讲，随后与CCG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展开对话。以下为开场及演讲部分全文：
CCG研究员兼国际传播总监王子辰：下午好。各位来宾，欢迎大家。我是王子辰，现任CCG研究员兼国际传播总监。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亚当·图兹教授到访CCG，与我们展开深入交流。
图兹教授将首先发表主题演讲，随后将与CCG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博士展开对话交流，之后还将回答现场观众的提问。本次活动预计持续约一个小时，可能略有延长。
在正式开始之前，请允许我为各位介绍一下我的朋友亚当·图兹教授。他或许无需过多介绍，但我仍愿提供一个尽可能全面的背景简介。图兹教授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与经济思想家之一，以其对塑造当代世界格局的力量所进行的深刻剖析而享有盛誉。
他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并担任该校欧洲研究所所长，其学术研究与公共评论涵盖全球金融、地缘政治、战争及系统性危机等领域，这让他成为理解历史与当下局势的重要观察者。图兹教授拥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曾在剑桥大学任教，后加入耶鲁大学，随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并担任欧洲研究所负责人。
图兹教授著有多部广受好评的著作，其中多部荣获国际大奖，包括《毁灭的代价》（The Wages of Destruction）、《崩盘》（Crashed）以及2021年出版的《停摆——新冠疫情如何撼动全球经济》（Shutdown： How COVID Shook the World’s Economy），系统记录了新冠疫情期间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与政治冲击。
除学术研究之外，图兹教授还是一位深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其清晰敏锐的观点常被政策制定者、媒体人士与公众所参考。他自2021年起创办的Substack通讯《Chartbook》汇聚了大量数据丰富、观点前瞻的文章，涵盖通胀、央行政策、气候金融与地缘政治风险等议题，成为理解全球危机结构性根源的必读内容。目前《Chartbook》已有中文版在微信平台上线，欢迎各位关注。
此外，图兹教授还与《外交政策》杂志联合主持播客节目《Ones and Tooze》，每期围绕一个重大议题与一项关键统计展开深入探讨，既具专业深度，又便于公众理解，内容涉及欧洲能源冲击、新兴市场债务、绿色转型中的地缘政治等议题。我去年曾在纽约现场参加了节目的录制，印象深刻。
作为《外交政策》的特约撰稿人，图兹教授亦是《金融时报》《卫报》《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的常驻专栏作者，长期就全球经济治理、货币政策、地缘冲突与气候风险等问题发表评论，其观点常被广泛引用，对美联储、欧洲央行等关键机构的决策辩论产生深远影响。
可以说，图兹教授的独特价值在于，他总能将当下事件置于宏大的历史与系统性背景之中，使我们不仅理解“发生了什么”，更理解“为何重要”。他的观点经常出现在彭博社、BBC、CNN、NPR等主流媒体之中。本次来华，他也受邀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天津年会，并将在北京停留数日。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图兹教授来到CCG，围绕“历史视角下的全球绿色转型与中国角色”这一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发表演讲。下面，请图兹教授上台发言。再次感谢您的到来。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当·图兹：子辰，非常感谢你刚才如此周到的介绍。我非常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过去我们曾在苏黎世和纽约多次交流，今天能在你的主场——北京，与你和王辉耀教授见面，令我倍感荣幸。我非常期待接下来的对话，并希望这将是一次持续交流的起点。我们有着许多共同的兴趣和朋友，这为深入交流提供了良好基础。
我尤其想到王辉耀理事长在今年五月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利用中国绿色转型减缓全球气候变化》。某种程度上，那篇文章中的核心内容正是我今天想要讨论的重点。但在今天的发言中，我希望能将你所提出的问题和挑战置于一个更为宏阔的历史背景之下进行思考。或许，这能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情境。
当我们谈论中国的工业发展时，往往容易陷入某种夸张的叙述之中，仿佛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夸大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但在这个特定情境下，我认为确有必要重新申明这种“夸张”的合理性。
在思考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物质层面的经济发展，以及能源结构发展时，我们面临的一项挑战是：我们是否具备足够的术语体系与历史经验，去准确把握中国所经历的剧烈变革，并由此理解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
我认为，作为一名学者，我在当下积极参与西方气候政治话语，尤其是所谓“进步派”阵营中的讨论，其使命之一就是强调——由中国推动、甚至已经在推动的变革，其规模与剧烈程度超出常规认知。这要求我们警醒自己。
这里有一张图表，来自广为人知的“数据看世界”（Our World in Data）网站。我认为这是我所能展示的最震撼的图表之一，而我们看着它，往往只会说：“哦，这就是我们熟知的情况。”这张图展示的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煤炭产量。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它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的物质存在——即所有人类在历史上所采掘的煤炭总量。而我无需赘述，煤炭是现代城市工业化发展的关键指标。没有煤，就没有工业革命，也没有工业资本主义，更无法实现如《资本论》中描述的剩余价值的创造与剥削。
如果以这一指标衡量，人类在地球上的历史显然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这并非夸张之词，而是由现有的全部数据所决定；不存在尚未记录的能源历史，它都已包含其中。
第一阶段至1750年，人类社会主要依赖体能性、生物性的能源体系，例如木柴、人力和畜力。
第二阶段从1750年延续至20世纪末，是典型的工业时代，由英国首创，随后被德国、美国、日本、苏联以及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发展阶段所效仿。
我们所理解的“工业主义”，正是在这一时期确立起来的，至关重要的是，全球气候政治的框架也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基本成型。当时我们以为人们已经理解气候问题的本质，而这种理解深深植根于美国的视角。它与埃克森、美南、欧洲、克虏伯、德国鲁尔区密切相关，归根到底，是西方工业发展的历史。
全球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几乎发生在我们所有人有生之年。从2000年起，一个爆发性的曲线开始显现。
我再次强调：不存在其他未被考虑的历史路径。这些数据几乎囊括了整个化石能源史，以煤炭为主要变量总结而成。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过去25年中国对这一历史路径所造成的深刻冲击。这是一次对人类历史的根本性断裂，也是对中国自身发展历程的断裂。
新中国建国后一段时期中国确有大规模重工业建设，但效率不是很高。在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推行了两项极具变革性的政策：一项是计划生育，另一项则是能源效率提升。因此，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实现了经济增长而没有导致化石能源的大规模膨胀。
然而，自那以后，在我们所有人的生命时间里，中国发生了一场令人震惊的变化，连中国政府体系本身也措手不及。这一煤炭消费和产量的剧增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
这不仅体现在煤炭上，还同样适用于钢铁和水泥。这一切我们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看到。西方舆论常称这波增长主要由对欧美的出口推动，然而众所周知这并不成立。出口仅占中国增长的10%至15%。真正的驱动力是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座楼这样的大楼。子辰告诉我，这栋建筑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是中国新城市的大规模建设，是5亿人口的城市迁移，是在30年内实现的整个住房存量的现代化。
最令人震惊的数据之一，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目前中国人居住的住宅中，近90%是在1990年之后新建的。这对我这样一个欧洲人而言是难以想象的——我几乎从未居住在1990年之后建成的房屋中。而在中国，几乎所有人都生活在不断重建的城市结构中。我要强调的核心观点正是：这一切彻底改变了全球气候政策的游戏规则。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的气候政策制定是基于对化石能源历史的西方叙事构建的。这一叙事以美国为中心、以石油为核心，因为它主要来自西方科学家对全球气候问题的诊断。这种模式深刻体现了一个西方知识界塑造全球问题的典型路径——而这一次，他们还可以声称自己对问题的形成负有责任。可以说，从里约热内卢到柏林，再到《京都议定书》，气候问题的框架构成了“西方最后的伟大使命”：我们制造了问题，我们识别了问题，现在我们必须拯救世界。
我们如今正在努力面对的是，中国过去25年发展所带来的深远后果。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格局。某种意义上，它令气候危机的加剧速度变得空前迅猛，也使有关发展的传统认知遭遇挑战。西方谈论了几十年的发展愿景，中国真正实现了。而当它实现发展，即使其人均碳排放仅达到欧洲水平而非美国水平，鉴于这一发展惠及的是14亿人口，它依然彻底重塑了全球气候问题的地理格局与地缘经济秩序，使中国——无论愿意与否——成为事实上的主导者。
我现在正在撰写这段历史，非常引人入胜。直到1990年代末，全球气候政治仍建立在中国碳排放可能永远无法超过美国的假设之上。最激进的美国商业观点认为中国将在2010年超过美国。然而事实上，中国早在2006年就实现了超越。从那一刻起，人们逐步意识到：中国将成为气候政治未来的决定性变量。
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这也是我们所要理解的历史。这是亚洲，尤其是中国在某一重要维度上率先超越西方的真实场景，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
你们都知道，在军事实力方面，人们还在争论中国何时会超越美国；经济学家也在辩论购买力平价与名义GDP谁更权威。我们不知道中国何时全面赶超美国。但在气候政治方面，20年前这一转变就已发生。如今，中国的发电量是美国的两倍。这不再是一个关于物质经济规模的争论。
因此，1990年代的气候政策深受西方、特别是美国主导的能源历史影响。这一体系以石油为核心，煤炭仅处于边缘地位。当时的气候政策转型逻辑是通过边际调整，将能源使用从化石能源逐步引导至污染较低的能源。欧美国家主要推动的政策工具都是抑制性的，如碳税、碳交易等。这一政策框架符合一种最小化治理理念，即新自由主义模式。我认为，1990至2000年代的气候治理体制与新自由主义并不冲突，反而是一体两面。
而中国打破了这一范式。在中国，石油居于次要地位，煤炭占据绝对主导。驱动力不是替代，而是增长。虽然中国也实施碳税和碳交易，但其作用相对边缘。主导力量是产业政策，这种政策安排体现出中国独有的体制特征，显然无法被纳入新自由主义的定义框架。这，正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全球气候治理现实。它极难讨论，因为它触及的是最基本的结构性问题。
这一转型所面临的挑战，其规模之巨大令人震撼。正如我所说，这正是中欧美三方在能源转型路径上根本性差异的体现。
自我年幼时，西方关于能源转型最著名的比喻就是“驾驶一艘油轮”——庞大、缓慢，只能小幅度调整方向。而中国的能源转型问题，更像是在操控一辆巨型赛车——史上最大的一辆——我们必须以极高的速度转向前进，且是史无前例的幅度。中国正酝酿的能源系统变革，是一个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物理转型过程。
我认为，我们首先需要真正认识到的一点，就是这张图所呈现的巨大张力。它所反映的问题类型完全不同，它关乎的是增长，关乎的是剧烈变化，而不是缓慢的替代过程。
在历史哲学中，人们曾广泛讨论欧洲提出的“历史终结”理论，福山的名字大家一定都听说过。我想说的是，福山式的能源转型构想就是这种模式：逐步、缓慢推进，德国人、荷兰人不断说服自己做得更好、更绿色，多回收一些资源，最终实现净零排放，进入一种稳定状态。但中国的情况并不是这样。中国的能源转型是一场从头到尾充满剧烈变化的进程：大规模城市化之后，若真要兑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就意味着一场极为壮观的去碳化过程。如果我们对这一目标是认真的，那将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我认为，从美国和欧洲的视角出发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主流叙事，不仅掩盖了另一种可能性，而是忽略了至少三种其他可能的发展路径。如果我们不再将能源转型视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那种单极世界下的产物——不再是由克林顿、克里，或者德国的菲舍尔等人所主导的模式——而是从全球的视角重新出发，我们实际上面临的是四种不同的能源转型模式。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四种不同的情形。第一种是高人均能源消费但低增长的世界，这也是最早提出气候问题的语境所在。
第二种是高人均能源消费并保持高增长的世界，而这正是当下的中国。如今，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费已与欧洲多数国家持平，无法再回避责任。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德国相当，远高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虽然仍是美国的一半左右，但美国的排放水平本身就处于极端状态，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海湾国家类似，属于特例。
第三种情况是印度，其人均排放水平仍较低，但经济增长速度极快。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维持高速增长的同时，改变其能源路径？
第四种情况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十亿人口，他们至今尚未拥有可行的发展模式，人均能源消费处于极低水平。
如果我们展望未来三、四十年，全球能源转型与气候政策的核心议题，将集中在这四种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正是我接下来希望深入探讨的内容。
回顾20世纪80至90年代的气候政策史，人们始终明白：能源转型、绿色能源体系的建设，若不能在全球范围内推进，是无法成功的。自布伦特兰报告提出“可持续发展”以来，世界的发展已被视为不可逆的趋势。再也没有人会认真主张，全球数十亿人口应被长期困于贫困状态。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起，这样的观点就已不再具有现实意义。
因此，全球推广绿色技术的理念早已存在。然而，问题在于，直到最近，这些技术仍多为理想化设想，尚未真正具备普遍推广的可行性。我们看到的各种“发展政策”大多属于金融架构的设计，而非真正可大规模应用的技术解决方案。
请原谅我展示的这张图表略显粗略，但其中的数据极具冲击力，来自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中国在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上的巨大跃升，彻底改变了格局。这不仅改变了中国自身，也改变了全球能源转型中四种模式的整体博弈。我不必在此赘述，但这些数据确实值得深思。
图表展示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在化石能源、风能和太阳能方面的年度净新增装机容量（以吉瓦计）。来自IRENA的数据显示，中国在风电和光伏领域的增长速度已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
这再次表明，我们正在经历的、特别是中国所经历的能源转型，并不是一次单一的爆发，而是呈现出两个阶段。若以太阳能为例，2010年左右中国已经历过一次快速增长，而在过去两年，又出现了第二次巨大且迅猛的跃升。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我要强调的是具体性：这是一个发展极其迅速的进程，其加速度之高令人瞩目，特别是在太阳能领域，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而在风能方面，中国的领先地位甚至更为显著。
当然，未来仍存在一个关键的不确定因素：那就是中国对化石能源的持续投资将走向何方。正如大家所知，中国目前是全球范围内唯一仍在大规模投资煤炭的国家。这些数据令人震惊，它们清晰地说明：在刚刚过去的一年，全球其他国家几乎都未对化石能源进行新增投资，唯一显著扩张化石能源产能的国家是中国。这不是夸张，而是事实。因此，我说中国已成为全球能源转型格局的中心，并不仅仅是形象化的说法，而是真实地体现在煤炭、风能和太阳能等核心领域的主导地位上。
需要重申的是，当前的国际政治仍在努力适应这种极度失衡的新格局，而这一格局是在新冠疫情之后加速显现的。在疫情之前，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投资一度出现放缓，许多人士应当记得，当时正值补贴机制调整阶段。但在疫情过后，中国的风电和光伏产业迅速反弹，并呈现出惊人的增长势头。
我要指出的是，这一发展趋势也为全球能源系统带来了更大历史尺度上的转型可能。我在开篇曾提到，人类整个经济与工业史可由那张煤炭消费图来概括。而当前所见的大规模、成体系的风能与太阳能部署，所代表的转变，已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而是涉及人类文明形态的“人类学层级”转型。
我们讨论的是一种从“狩猎-采集式”的能源获取模式，向“农耕型”的能源生产模式的根本转变。化石能源的使用方式，本质上与狩猎和采集类似——依赖自然存量、不可再生。而如今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则更像是农业：通过主动建设、持续运作的方式来“种植”能源。
我们无法依靠狩猎与采集来养活80多亿人口，人类通过密集型农业实现了粮食供给。同样的逻辑将适用于未来的能源系统。我们所需的能源体系，将通过与农业类似的方式来生成——这正是太阳能和风能在当前规模基础上，所使之成为可能的全新未来。
这一转变还意味着，我们正在从一个能源基本以“自主”方式生产的世界，迈向一个高度互联的系统化能源时代。换句话说，过去人们通常在本地燃烧化石燃料，用于驱动高炉、启动汽车。这种模式体现的是个人对能源的直接控制。
在北京生活几日，人们会深刻感受到这一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如今我所居住的胡同里几乎看不到内燃机车辆，几乎所有交通工具都已实现电动化，安静无声，悄然驶过。这不仅意味着空气污染的即时减少，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整个能源系统正在成为一个高度协调的系统。
过去给汽车加油，是为个人使用服务，可以随时随地燃烧，具有完全的自由。石油时代赋予了这种自由，这也是为何美国社会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如此深刻和根本。而一旦进入电力驱动的系统，个体便无法脱离整体网络而存在，必须依赖于一个复杂的能源交换体系。这种网络化、互联化的能源结构，意味着我们正从“化石能源的自主性”转向“电力系统的互联性”。
因此，越来越多的西方评论人士开始将美国“化石能源自主”模式与中国“电力国家”模式加以对比。这不仅是能源技术路径的分野，更是一种深刻的政治组织形式的体现。
第三个突然变得可能的事实是，全球范围内在技术层面实现转型，已经真正具备可行性。以巴基斯坦为例，根据2024年的相关数据，这无疑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案例。作为一个新兴市场经济体，巴基斯坦与中国在外交层面有着密切联系，其电力系统长期存在结构性问题。然而，仅仅在几个月内，巴基斯坦便从中国引进了相当于一个国家级别装机容量的太阳能设备和电池系统。这一转变正变得可以想象、切实可行。
这一切正在发生。这里所引用的数据来自彭博社，而非中国官方统计。这些数据清晰展现出全球能源体系的变革，正是得益于中国所提供的极低成本的太阳能产品。
因此，我们正在见证三项根本性的转变：第一，从“狩猎—采集”式的能源获取方式，迈向“农业式”的能源生产模式；第二，从个体自主燃烧能源的模式，迈向以电力系统为核心的“电力国家”；第三，这一体系的全球性部署，真正成为可能。
这正在带来“第二次中国冲击”。这一冲击与技术革命相叠加——尤其是中国在科技与人工智能领域的飞跃式进展，在西方、特别是在关注美国市场的观察者看来，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DeepSeek等企业的崛起。这正是“第二次中国冲击”的核心所在。
与第一次“中国冲击”不同——当时美国劳动经济学家所分析的是一场社会政治层面的冲击，即对美国部分社会结构产生了剧烈影响——这一次，中国的崛起对欧美在战略层面的领导地位构成了真正的挑战。
在此背景下，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当前局势，即思考这一转变如何正在重塑西方政治格局。这里有一个二维分析框架，一轴是能源战略，另一轴是国际战略选项。通过这一框架，可以清晰地看出：西方国家在推进具有进取性、绿色导向的发展战略方面，所能把握的政策窗口正在日益收窄。
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化石能源保守主义霸权策略，这在特朗普政府的部分派系以及美国权力机构的某些部门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策略被他们自己称为“能源主导战略”。
另一方面，也可以考虑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一种“化石能源孤立主义”策略。如今越来越难以否认，美国或许正朝着这样的方向努力——让中国承担绿色能源转型的重任，而美国则继续维持其化石能源世界。这种策略可能是一种和平共处的方式，但气候问题显然会持续承压，而且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在国际事务中承担积极责任。
拜登政府时期，我们曾看到美国试图重启其全球霸权野心，并将其与绿色能源转型相结合。比如“绿色马歇尔计划”和“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等倡议，均明确针对中国，体现了一种进步且现代化的绿色竞争策略。西方优先推动绿色现代化转型的战略，面临的关键挑战之一是，能否将其与一种对中国的和平共处态度兼容。这成为一个核心疑问：若承认中国的领导地位，绿色现代化在西方是否依然具备政治可行性？
这一问题在上一届德国政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绿党领导人贝尔伯克和哈贝克既是绿色能源转型的倡导者，也是相对强硬、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外交政策支持者，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张力与矛盾。
美国面临的挑战显而易见，他们是一个深度依赖化石能源的社会。对于欧洲，从图表中也可以看出，这是一则关于欧洲相对衰落的故事。图中所示的是过去25年欧洲在可再生能源投资中的份额。你可以理解为何欧洲对自己曾是绿色能源领导者的角色怀有几乎带有怀旧色彩的认同感，因为在2000年代，欧洲的确在绿色能源领域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事实上，如果你与德国同行交流，他们会告诉你，中国的绿色产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德国补贴政策的支持。然而，令人谦卑的现实是，如今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在绿色产业领域，已被中国的迅猛崛起彻底超越。这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一种自我认知的挑战：他们是否真的能够接受中国已成为主导力量的事实？
这便是中国绿色能源冲击所带来的政治战略问题。那么，经济层面又如何呢？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国的新一轮能源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与第一次“中国冲击”截然不同。第一次“中国冲击”实际上是由西方精英主导发起的，尤其是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美国政策制定者，他们看到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所带来的巨大好处。这一进程由时任美国财政部长、前高盛首席执行官的保尔森等人推动，他们负责管理中美战略伙伴关系。
西方为此付出的代价主要集中在西方劳工阶层的部分群体，这些群体在纺织和基础制造等低附加值行业受到中国进口产品的冲击；与此同时，西方消费者则因廉价的中国商品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种社会契约在持续期间内相对稳定。
而“中国冲击2.0”则更难为西方所接受，因为它是由中国主导，而非西方精英操控。如果要指出这一变革的起点，可以说是“中国制造2025”战略——虽然这只是一个粗略的概念，但它足以表明主导力量的归属，并且触及了西方权力结构中的核心利益集团。
如果试图描绘这一力量场的格局，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绿色能源革命强烈冲击了西方的两个主要利益群体。这一点，值得一再强调。
光伏（PV）和电池技术冲击了能源发电行业，即电力生产领域，而这并非石油行业——因为石油并不用于发电。在欧洲和美国，发电主要依赖煤炭和天然气，而这背后是一个极为强大且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
新能源汽车则冲击了汽车制造行业。汽车行业非常重要。有人可能会认为美国是亨利·福特和底特律的故乡，但如今在美国，汽车行业已成为一个次要角色，因为福特、通用和斯泰兰蒂斯等企业面临诸多困境。而在欧洲，汽车行业依然是主导利益集团，日本和韩国的汽车行业同样具有重大影响力。
因此，面临的是双重挑战。而在这些挑战背后，石油利益集团占据关键地位。因为新能源汽车替代传统燃油车，势必削弱石油利益。当前，美国的石油利益集团实际上支持煤炭和天然气行业，在反对绿色能源政策的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那么，这种局面将如何演变？我们如何前行？作为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者，如何理解这样一次对社会的冲击？在此，我愿做几点总结性的观察。
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一问题？这些挑战，我将其置于世界历史和人类存在的高度来思考，因为我认为它们触及了现代社会理论的根基。现代社会理论的经典框架，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理解这些问题的思路。
卡尔·马克思无疑是类似这种能源转型思想的重要代表，而我将把这一路线留给中国的同事们去深入思考。在西方，或许并不意外，关于这一问题的主流政策思考方式并非以马克思为主导。如果想理解西方批判社会科学家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卡尔·波兰尼的观点更具代表性。
为何是卡尔·波兰尼？并非因为他如马克思那样卓越，他其实是一名记者，是二阶思想家。但他提出了问题化和理论化的思路，值得专家深入研究。上次我在北京时，正巧遇到一位卡尔·波兰尼研究专家，他对我讲解了很多关于波兰尼的见解。对此我无半点轻视，卡尔·波兰尼确实是一位非常有趣的思想家。他之所以有趣，在于他关注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接受，西方绿色能源转型问题的思考，都离不开资本主义与民主这对关系的视角。正是通过这一框架，这一问题被分析和处理。
卡尔·波兰尼指出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辩证法——即那种能够戏剧性且最终解决矛盾的辩证法——而是社会利益之间反复博弈的过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利益受到冲击后，试图重新确立对社会的领导和控制，他称之为“二重运动”。
他描述了一个你们可能了解的阶段：从19世纪那个不受约束的经济体制——经济成为一种奇怪的、自主的存在。卡尔·马克思当然在异化理论和商品之谜等著作中谈到过这一点。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兼历史学家的波兰尼，则像一个火星人般审视19世纪的世界，认为这些人简直疯狂，为什么允许经济如此自由运作？社会如何回应？它以社会保护主义回应，以贸易关税回应，通过限制农产品保护土地，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取代金本位，进入凯恩斯主义管理时代。
如果你问西方理论家如何看待我们期待的第二次“中国冲击”应如何被管理，答案就是通过类似的机制。请不要对西方的保护主义感到惊讶，这是全球最显而易见的反应。我上次在北京时，听到各种愤慨的回应：为什么欧洲人要抵制？为什么他们不买我们廉价优质的比亚迪？那是因为欧洲有270万人从事汽车制造业，他们是民主社会中的选民，如果选民投票支持错误方向，治理问题就会非常严重。
我甚至可以向你展示在德国一家汽车工厂中的德国选择党（AfD）民粹主义者，他在动员右翼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治，这种政治色彩你们会比德国“红绿联盟”、交通灯联盟或基民盟的政治更不喜欢。因此，中国方面对这些机制如何运作的现实主义认知至关重要。
我作为来访者，当然关心的是这一切如何在中国展开。我前面说过这是一种国际逻辑，但如果回到演讲开头，思考中国必须完成的任务，你我及地球上的所有人都深度关注这场历史进程在中国如何演绎。我们若幻想这一切不会在中国发生，那无疑是在自欺欺人，没有人会天真到相信这一点。
中国经历过太多冲击，我们对其政治经济学有足够了解，知道如果中国要告别煤炭产业，将会有庞大的政治博弈展开，涉及阶级政治、城市政治、地区政治，以及煤炭重省与非煤炭重省之间的矛盾。那些拥有新能源未来的西部地区，与可能没有新能源未来的“铁锈地带”，这场博弈将如何展开？
前几天我读了一篇《财新》的精彩报道，聚焦长城汽车。长城汽车并非大多数西方人关注的焦点，因为他们都痴迷于比亚迪。长城汽车专注于传统内燃机，被《财新》称为“化石企业”，报道内容非常发人深省。
长城汽车的去向是哪里？正如美国制造商瞄准的低端市场，长城汽车当前在中国采取的是一种“化石孤立主义”策略。它的主要市场是俄罗斯，还在开拓巴西和中等收入市场。
所以，若中国要实现那一惊人的大转弯，作为局外人，我非常关注这些政治经济学时刻如何在中国上演。因为在这段历史时期，没有比这里更重要的戏剧了。西方的变化固然重要，但与中国本土这场博弈的规模相比，不过是局部现象。
感谢各位的聆听。
（本文根据CCG全球对话系列之“王辉耀对话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当·图兹”的发言录音翻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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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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